图为王永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学习研讨草婴译著。

三月里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草木蔓发，朝气蓬勃。

听说我们要赴杭进行草婴先生诞辰100周年采访，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王永欣然接受采访，这与她正在主持“浙江文学翻译家年谱”中“草婴年谱”的编写工作正好契合。

此外，去年王永教授访问过的骆驼桥、要去的草婴书房，也与我们的采访行程有交集。出于对草婴先生一生翻译事业的关注，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一切顺理成章。

一

伴随改革开放，大量外国文学涌入国内。久旱逢甘霖，思想解放与文化交流的春天来临了。

“那个时候，是大家热读外国文学的阶段，不仅仅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其他的外国文学作品，去图书馆都借不到，因为大家排着队都要去抢那些书来读。”王永教授珍藏着一本1943年的《苏联文艺》，里面有草婴最早翻译的俄语作品《老人》。

出版社的数据印证了王永的印象。1990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两卷合一的新版《安娜·卡列尼娜》。到1995年1月，加印了14次，平均3个月不到加印1次，总印数高达77.5万册。这，也只是草婴一生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缩影。

语言是一个窗口，文学更是一座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

王永教授十分推崇草婴先生的译本，“开卷有益是草婴先生选择翻译作品的重要标准，他强调翻译作品对读者的人生有启迪作用，对道德的升华有帮助，我非常赞同草婴先生这种观点。”她常常在文学赏析课、俄语实践课等各种教育场合推荐草婴译作。

“如果生活让你失望，不要愤慨，不要悲伤！苦闷的日子你要镇静，要相信：欢乐的一天定会来临……”

1825年，俄国诗人普希金写下这首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但与我们从小熟知的那篇不同，草婴先生翻译的版本，少了些浪漫色彩，却多了几分朴实。

王永教授这样解释翻译的不同：“原初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的外国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原初的外国文学作品是“源”，而其他国家引进后翻译的、再创的文学样式或再解读的文本，都是“流”。“流”一定会既体现原初文本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因素，同时又有自己的文化因子渗入其中。许多俄苏文学作品传入中国，是先由俄文翻译成英文或日文，变成了“流”，再译成中文，等于是经历了“二道加工”，才呈现在读者眼前。而草婴先生是直接将俄文翻译成中文，从而诞生了蕴含中国思维方式、具有中华精神文化特色的新的文本，这在当时也是非常稀见的。

二

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增值”。草婴先生说：“我要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开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得累。”草婴先生用忠实、精致的译笔介绍了莱蒙托夫、肖洛霍夫、巴甫连科、戈尔巴托夫等俄罗斯作家的文学作品。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以一己之力，历时二十余载，翻译了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煌煌十二卷作品。

王永教授在写序言的时候，发现一个巧合：托尔斯泰的三部曲，前后创作花了20年时间，其中《战争与和平》花了6年时间，《安娜·卡列尼娜》是4年，《复活》是10年，草婴先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恰好花了20年。岁月的沉淀使得书中每一页都富有文学的厚度。草婴先生的默默耕耘、默默奉献，对于我们的时代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他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经验概括提升为独特的翻译理论，为译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草婴先生翻译一部作品一般要经过多个步骤：第一步是熟悉原作，也就是反复阅读原作，使人物形象在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第二步是动笔翻译，也就是逐字逐句忠实地把原著译成中文；第三步是先仔细读译文，看有没有脱漏、误解的地方，逐一加以更正。之后还要根据编辑意见修改、进行全文最后审读等。

为了加深对原作的理解，草婴先生以研究者的精神大量阅读有关原作者和作品的图书资料，了解相关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情等方面的知识。

“当时就想为什么老师不允许我们读译文，要是有一本能一下子把我们吸引住的、让我们渴望读下去的译文该多好，直到我工作后接触了草婴的译本，我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与王永教授一起编纂《草婴卷》的袁淼叙教授，在博士生阶段开始学习语言学。在她记忆里，自大学三年级开始，俄罗斯文学课要求读原文，而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草婴的译本。

“翻译讲究字词推敲，因为我是学语言学出身，所以对译本和原本的比较我很感兴趣，有时候我甚至会逐行逐段地去对比，特别是在这次有幸编撰《草婴卷》的时候，我反复推敲，思考先生他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翻译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袁淼叙教授说，“草婴先生非常忠于托尔斯泰的精神，但是他的忠实不是硬邦邦的，而是先从内心去领悟托尔斯泰在当时环境下的思想，再灌注自己的理解和自我精神，最后用精湛的汉语把它翻译出来。”

“草婴先生的翻译虽然很朴实，但特别生动，他能够表达人内心那种真实的情感和人的真诚与善良，他把那些作品已经融化在自己的心里，我觉得这才是翻译文学性的高度。”王永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