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润庠。

金润庠（1890—1961），字绅友，镇海城关人。父亲系清朝举人，母亲沙完珍出身于书香门第，善诗能文，兼通医理，开浙东女生入学之风，曾在甬办女塾。金润庠八岁丧父，他是家里长子，还有臻庠、荣庠二弟，靠母亲绘绣维持生计，兄弟三人求学靠母舅家支持。因生活窘迫，金润庠14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谋生。

金润庠（前排戴眼镜）与儿女在一起。

与友人合资办实业

民国三年（1904年）金润庠小学毕业后，在亲戚的陪同下来到汉口立昌生海味号当学徒。他业余自学英语，几年后，由其母舅沙咏源介绍，到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当办事员。金润庠博闻敏慧，颇得经理青睐，1909年升任华通烟台分公司经理，后改任华通杭州分公司经理。不久进上海美商德泰洋行当买办，又任英商光耀桅灯厂中方经理。与此同时，金以私资开设前恒麻行，并在英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

1911年，金润庠去山东开拓新业务，在济南结识了宁波老乡竺梅先，两人相谈之下，发现一个是奉化人，一个是镇海人，且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于是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至交，结拜为兄弟，竺梅先年长一岁，金润庠称其为兄。

1925年张宗昌盘踞山东，竺梅先在济南担任光复军的军需长，他头脑活络，人脉颇广。张宗昌军需采办面粉，竺梅先托金润庠在上海代办。以后，金润庠和竺梅先继续合作。当时，竺梅先从军装上看到商机，以与蒋介石同为奉化人之同乡关系，与金润庠商量合伙做军装，承接了大批军服订单，获利二十余万银元。至此，竺已积资三十余万银元，金润庠在这笔生意中也掘到了第一桶金，所得十余万元。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唯有振兴实业，才能救国。竺、金二人也深以为然。于是，竺梅先弃政从商，与金润庠合伙做实业。1927年冬，嘉兴禾丰造纸厂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金润庠认为机制纸板是新兴行业，有利可图，于是与竺梅先商量，以二十八万元价格收购禾丰造纸厂，两人开始投身造纸业。1931年又以二十九万零五百元的标价，购进杭州武林造纸厂。他们将两厂改名民丰、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宁波路合并办公，总称民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任协理，开始经营造纸工业。

由于日商凭借免税权利压价倾销，国内纸板厂受到冲击，同业间互相倾轧，削弱了对抗外资的力量。为了共同抵制日货，1932年金润庠乃倡议与各纸厂协商，筹组“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联络苏州大丰、盛华，天津振华等五家工厂，各推一人组成理事会，推选金润庠任所长。规定各厂产品一律交由联营所出售，定价划一，天津振华产品不南运，南方各厂产品不北上，划定了各自的销售范围。上海竞成纸厂不愿参加联营，以每吨纸版低于联营所二元的价格抛售，金润庠便大量收购，以压缩纸版的上市量，迫使竞成纸厂就范。

国民政府商标局颁发的“船牌”商标注册证。

求发展开发新产品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造纸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不到二十家纸厂，主要以主产黄版纸为主，产品单一。为了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获取盈利，竺、金二人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认为轻工业发展较快，需要大量薄白纸版、卷烟纸等，这些纸张多来自国外进口，国内没有生产厂家，于是他们开始开发新产品。

在试制薄白纸版过程中，竺、金两人亲自下车间，与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研制。这种纸版的技术要求是正面平滑、有光泽，即所谓“单面光”。当时既无技术资料，又无专家指导，他们不惜工本，一度在纸面上涂抹猪油，使之平滑光亮。几经试验，终因缺乏科学依据，废品堆积如山，归于失败。但竺、金两人仍不放弃，坚持拨款试制，并在1933年先后聘请褚风章、陈晓岚两位造纸工程师进厂帮助试制，潜心研究，又邀请浙江大学教授潘光圻协助，于次年试制成功，以“船牌”为商标投放市场后，产品供不应求，生意红火。

1935年前后，全国有卷烟厂四五十家，大都集中在上海，而本轻利重的卷烟纸却依靠外国进口，大量外汇被外商赚走。竺、金两人便着手筹备试制卷烟纸。除了重用褚凤章、陈晓岚等工程师外，又重金聘请奥地利工程师恩槎来厂辅导技术，合同三年，特建小洋房一幢，供其夫妇居住。竺、金花巨资，从德国进口全套造纸设备，卷烟纸终于试制成功。他们先在华成卷烟厂始销，华成卷烟厂董事长戴耕莘、总经理陈楚湘是金润庠镇海老乡，卷烟纸在华成卷烟厂试用后，可与进口纸比美。

1936年，经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批准，民丰造纸厂享有东南五省二市的卷烟纸制造专利权。竺、金为与舶来品抗衡，打开销路，派人到处游说，一时南洋、福新等烟厂相继采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也开始订货。但多数厂还犹豫观望，英美烟草公司更是坚持不用。竺梅先和营业部主任张加芳，巧妙地携带用进口的和“船牌”的两种卷烟纸做的纸烟，登门要求英美烟厂经理试吸，请他们辨别。结果，他们挑选出来的优质烟都是船牌纸卷的烟，此举解除了他们的顾虑，开始采用船牌卷烟纸。

民丰造纸厂生产的船牌卷烟纸，在东南五省享有盛誉，对于抵制外货，促进民族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卷烟纸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工人改三班制，每班八小时生产，逢节日加班加点。随着卷烟纸产量不断增加，造纸原料用黄麻、破网、夏布等麻织物，依靠蚌埠供应。为了就近解决黄麻供应问题，金润庠在嘉兴购地二百亩，设场试种黄麻。抗战胜利后，他又聘请三位浙大农学院毕业生主其事，在杭州笕桥设立示范麻园，并购置黄麻良种，在附近推广种植二万余亩，从而保证黄麻供应，使主产纳入正常。

1937年上半年，竺梅先和金润庠通过董事会，制定“民丰”“华丰”两厂扩大的生产规模计划，民丰厂再增资一百七十五万元，连同原有资本共计三百万元；华丰增资一百万元，连同旧资共计一百五十万元，融资工作当年6月全部完成，两厂形成规模化生产。

当年的灾童在“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碑前抚今追昔。

为抗日奔走募资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而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顿时尖锐。竺梅先和金润庠痛心疾首，于当年9月29日在上海《申报》头版版面，刊登“全国同胞公鉴”，呼吁抗日，要求对日宣战。他们认为民众均有维护国家之义务及责任，号召全民兴起与日不合作运动，提出了八种方法。11月15日，金润庠与虞洽卿、秦润卿、乌崖琴等宁波商人汇款援助在黑龙江孤军与日奋战的马占山将军。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金润庠与竺梅先除在各种场合痛斥日寇侵华暴行外，还募集巨款，亲赴前线慰劳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捐资创设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救护伤员。金润庠还深夜去前线征询缺需，并动员家属子女参加上海市民义务缝制棉军服的行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在当时的西北路设立伤兵医院，救治伤员五百多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金润庠再次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中，于7月22日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与裴云卿、蒉延芳一起被选为该会常委，他们为该会声援抗日、募集救国捐款等做了不少工作。上海沦陷后，嘉兴、杭州相继沦陷，竺梅先与金润庠在嘉兴、杭州两地的造纸厂被迫停产。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役后，原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争初期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相继结束，大批孤儿重又流浪街头，竺梅先目睹如此情景，焦急不安。他与金润庠商量后，决定创建“国际灾童教养院”，院址选在他的家乡浙江奉化忠义乡楼岙，在群山环抱的泰清山上，由竺梅先担任院长，徐锦华和金润庠任副院长。金润庠协助竺梅先捐募资金，通过各种关系，从上海和宁波运去不少课桌、椅子、练习簿、书本、风琴等教学用具，教养院就这样办起来了，共收养了600多名孤儿。

华丰、民丰两厂陷入敌手，1939年日商“王子制纸株式会社”想与金润庠“合作”，遭金拒绝。金润庠为了逃避汉奸的多次跟踪暗害，携一家老小，东躲西藏，最后到了重庆。

不久，日商通过日本军队强占了民丰、华丰设备，盗用民丰、华丰名义生产太阳牌卷烟纸。金润庠又转赴香港，租赁两间小屋居住，靠与其子作单帮运输等生意度日。他在香港与官僚资本“中茶公司”挂钩，从宁波运茶叶出口，获利甚巨。他常往返于重庆、香港等地，曾秘密潜入上海劝募抗日美金公债。1941年5月，竺梅先在宁波病故后，民丰、华丰两厂均由金润庠经营，竺梅先的儿子竺培农任助手。

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政权为收揽人心，宣市“发还”华东地区一百四十余家大工厂，企图胁迫原厂主“合作”办厂。金润庠的民丰、华丰两厂也在其中，他由重庆回到上海处理此事，但拒绝与敌伪合作。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谈妥由日方签约承租民丰、华丰两厂。金润庠以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公司，经营地产、股票和黄金等投机买卖和卷烟纸贩运业务。

华丰造纸厂老照片。

抓机遇振兴两纸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润庠立即先行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民丰、华丰两厂。

纸厂开工，当时舶来品未及赶到，上海各烟厂均用民丰、华丰出产的卷烟纸，一时销路甚广。但好景不长，美国物资大量运到，孔祥熙的扬子公司大批进口美制卷烟纸，以低价涌进市场，导致民丰产品无人问津，存货积压至六千余箱。金润庠面临危局。

为了扭转局面，金润庠决心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提高产品质量，多次开办技术员工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同时采取多种途径降低产品成本，并投资兴办碳酸钙厂，碳酸钙是造纸工业的主要原料，建成后日产碳酸钙三四吨，供两厂自用。

以“谋划造纸工业之改良发展，促进同业之公共利益”为宗旨，1948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该会内设理、监事会，有理事21人，候补理事7人，监事7人，候补监事2人。推举金润庠为理事长，张永忠、马积祚、陈晓岚、刘季涵、金翰、林厥达为常务理事，姚清德、周树华、徐吉瑞为常务监事。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企图诱骗金润庠去台湾，多方争取，金坚决不肯。最后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副官把飞机票送到金润庠的手中，要他次日出发。金润庠遂秘密避居圣保罗公寓，第二天汤派人来接，扑了个空，遍寻无着。金润庠在公寓里秘密住了一段时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工厂。

解放后，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华丰、民丰开工生产，积压的八千多箱卷烟纸亦迅速售出。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金润庠代表民丰、华丰两家造纸厂向国家捐赠三架战斗机。“一化三改造”开始，他多次申请公有化改造，于1953年11月民丰、华丰两纸厂改为公私合营。

1955年至1956年，民丰造纸厂迎来又一个历史高峰。为响应“创造新产品，为重工业建设服务”的口号，全厂职工积极投入新产品的试制工作。造纸厂先后试制成功电容器纸、描图纸等近10种产品。这是国内首次电容器纸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民丰之光陈列馆至今还陈列“1960年浙江省委发来的祝贺函”。金润庠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

1958年金润庠因患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住院，于1961年6月13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其家属子女根据金润庠生前“为人民办些福利事业”的遗愿，集其遗产二十余万元，捐献给浙江省工商联，供创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