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新中国的红色记忆比作气势磅礴的乐章，一位位英烈的故事和人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个或慷慨激昂或低沉凝重的音符。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其中，镇海籍烈士陈寿昌在28年的短暂一生中，把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实践了“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的庄严誓言。

　　今年9月30日，是我国第五个烈士纪念日，本网特别刊登陈寿昌烈士生平事迹，向烈士致敬！

　　陈寿昌，原名希堪，1906年11月15日诞生于镇海“文魁第”书香之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秘密工作者和工人运动领导者、组织者之一，历任武汉电报工会负责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委，中共上海市济难总会、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闸北区委、沪西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联络员、第四科科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主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委员会主席，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湘鄂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十六师政委等职。1934年11月，在鄂南指挥部队作战中负重伤牺牲，年仅28岁。

　　历史铭记陈寿昌为发展中国工人运动、保卫党中央和苏维埃政权所作的重要贡献，历史亦铭记陈寿昌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

镇海寿昌公园内的陈寿昌烈士塑像。（资料图）

　　立志报国，投身革命

　　陈寿昌自幼受“奋发自强，效忠中华”家训影响，品学兼优，国学功底扎实，会诗词绘画，一手好字，还勤学英语。在镇海小学未毕业，便随父母去安庆，后就读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和电报传习所，自学成才，会口译、文译英语，熟练电报技术，知识面广。在“五四”爱国运动教育和其大哥（宁波学运骨干）影响下，时年13岁的陈寿昌，积极参加家乡爱国反帝宣传活动，参加学校为其兄举行的追悼会，并代表亲属致词，深得与会者好评。

　　1921年农历正月，陈寿昌离家寻求报国之路，欲投军冯玉祥部，被家人在汉口火车站寻回，未能遂愿。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为抗议军阀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进行了大罢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制造了“二七”惨案。陈寿昌积极参加郑州电报局员工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利用电报通讯之便，延误军政电报，向罢工指挥部报告军阀来往电函内容。经过“二七”斗争洗礼的陈寿昌，于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党的事业战斗不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6年秋，陈寿昌在汉口电报局，努力组织工会，发动工人支援北伐军胜利进军。翌年1月，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一三”惨案，李立三、刘少奇等于1月5日，在汉口主持有30万人参加的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陈寿昌参与组织大会和会后示威游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外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陈寿昌参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委。

　　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陈寿昌坚定理想信念，机智地摆脱敌人拘捕，离汉抵沪，投入新的战斗。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的陈寿昌，在他签名的《上海闸北区委四月份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已朝着新的方向走去……我们并不悲观，而觉得天天是在进步之中，过去的工作失败，就是增加目前工作的经验与知识……定必有光荣的将来。”

　　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敌人采用“烧光、杀光、抢光”、重重包围、层层分割封锁等残酷手段下，在中断与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陈寿昌团结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紧紧依靠苏区、游击区军民，顽强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击敌人“围剿”、封锁，坚信苏维埃一定会胜利。

陈寿昌与妻子胡有娣。（资料图）

　　率先垂范，扎根群众

　　陈寿昌从入党那天起，就以党的事业、革命大局为重，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在特科时，他的妻子常为他“放风”“送信”，但连情同手足的“常客”陈赓的姓名也不讲给她听，只以绰号相称。

　　为加强中央苏区工会工作领导，陈寿昌遵照党中央决定，一如既往地坚决服从组织调动，于1931年12月惜别（竟成永别）老母、幼儿、孕妻和姐妹，同聂荣臻等离沪赴中央苏区瑞金工作。在湘鄂赣局势严重恶化时，他又临危受命，由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调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他艰苦朴素，无私奉献，廉洁自律，不吸烟饮酒，常穿的是件旧灰布长衫，婚后三年中未添置过新衣，衣服鞋袜破了缝补再穿。

　　当时党的经费困难，他变卖妻子结婚时的首饰，贴补一家生活，一次还将兑换首饰得来的钱，全部交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那时上海乘电车很便宜，但陈寿昌除急事外，多数是走路而不乘车，饿了就在路边买个大饼充饥。

　　1931年初，陈寿昌受命到武汉，接收了湖南党组织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珠宝，机警地上多家银楼兑换成钱钞，陆续汇给在沪党中央。其时，其妻偶见金银珠宝中夹有一只小响铃，就随口说：“这小响铃就给女儿戴吧！”这时，平时爱说笑话的陈寿昌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流血牺牲换来给党的经费，阿拉怎可拿用呢？”足见他廉洁自律品格之高尚。

　　在湘鄂赣边区极其艰难困苦的反“围剿”、反封锁环境中，陈寿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朝气，率先垂范，贴心群众，与战士、百姓共苦，平易近人，关心他人，团结爱护同志，鼓舞士气、斗志，像磁石一样凝聚着大家，去战胜面临的重重困难。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当时奇缺的一块盐巴、两块银圆，送给一名小病员；为克服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的危机，他同战士一样吃的是浸胀了的笋丝和少量的番薯丝，有时一天只吃一餐，或以野菜充饥，把省下来的一点粮食，甚至战友用自己的钱买来给他的一碗面条，也坚持要送给伤病员吃，他饿得面黄肌瘦、双脚浮肿，但仍乐观地指挥全局，有时当地群众送他一些野菜，他坚持付给湘鄂赣币，并连声说：“谢谢你们！”一次他把原来给他准备的房间，让给女同志睡，把铺板床让给伤病员睡，自己却同其他战士睡在统间的草铺上，并关切地对挑担子的战士说：“你们辛苦了！要打仗，要走路，还要挑东西，你们该多吃点，多劳多得嘛！”

　　他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从不讲泄气话，要政工人员多搞鼓舞士气的文艺活动，同干部、战士一起观看演出，还在紧张工作间隙，教一些干部、战士学习文化。他常向人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进行艰苦奋斗、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政策，鼓舞群众斗志，并详细了解当地社情、敌情。一位烈属回忆：当时陈寿昌同志盯着我家被敌人烧焦了的门，激动地说：“我们是来替你们报仇的，替所有的穷人报仇的！”

　　坚持原则，勇于担当

　　陈寿昌对党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党性原则，体现在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和对党的政策的忠实执行上；体现在他实干创新、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上。

　　在中央特科，他从中、英文报刊杂志和社会动态中，多方搜集敌情，以敏锐、准确的观察力，分析研究时局，判断敌人动向、局势演变和前景，为特科确定对策、克敌制胜作出显著贡献；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会工作和领导工运中，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动笔，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与成功》《关于合作社》《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等文章，指导苏区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进一步在苏区组织各业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开办工人夜校、俱乐部，创办《苏区工人》报，积极发展工人运动，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军参战，发动基层工会举办各种类型生产合作社，他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合作社运动的领导，具体的指导”和“以很大力量帮助合作社，要在获利的原则上经营合作社的业务”；要“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增加农民土地合作所得的利益”，掀起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政权、经济建设和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的斗争。

　　在工作作风上，陈寿昌批评有些同志不顾工作质量，而追逐数目，以及为了扩大红军，强迫命令的错误。在执行党的政策上，他更是严肃认真、高度负责，视政策是党的生命。

　　1934年1月，以陈寿昌为书记的新省委，在领导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同时，纠正前省委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纠错中，陈寿昌认真审阅案卷，重证据重调查，深入了解案情，制止了乱捕乱杀，使绝大多数受冤屈被关押的干部、战士得到平反，恢复自由和名誉，从而团结一致投入反“围剿”斗争。

　　为汲取前省委的工作教训，陈寿昌指出：要彻底改善经济、财政政策，解决土地问题，提高群众的日常利益，要深入群众工作，以最大的努力领导反“围剿”的革命战争。

　　在对待群众问题上，陈寿昌坚决反对和纠正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左”的错误做法，他严厉批评一县委对所谓“反水群众”，采取群众到白区去的，去了一人没收一人的财产，去了一家没收一家的财产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指出“如此错误做法严重地侵犯了群众利益”“群众也就有去无来了”。

　　1934年8月，陈寿昌在省委紧急会议上，代表省委作了他起草的《关于湘鄂赣“六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承担了省委、军区在指挥上的失误和战斗惨败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金塘真河坪村、担水埠修建了陈寿昌烈士墓。（资料图）

　　临危不惧，不怕牺牲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的上海滩，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时任中共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寿昌，在冬天一个夜里，上“先施乐园”屋顶，向繁华的南京路散发革命传单后，遭巡捕拘审，他不动声色巧应对，安然开释。

　　一次他去一联络点，不料该联络点被敌破坏、监视，他机智勇敢地从邻近一家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

　　1929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回国途经上海，陈寿昌精心保卫，使佐野学在进步人士家安居35天。

　　陈寿昌常带秘密材料外出，也曾遇巡捕查问和敌特跟踪，他临危不惧、镇定应变，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中央特科交给的情报联络、安全保卫、通讯和建立秘密交通线等任务。

　　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构成极大威胁，陈寿昌参加周恩来领导、指挥的紧急果断行动，为保卫党中央和在沪党组织安全作出贡献。

　　在湘鄂赣苏区局势险恶的危急关头，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三次转移，当第二次转移到江西龙门山区后，国民党4个师包围我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驻地，省级机关进行第三次转移，分路突围。时陈寿昌正双脚溃烂，步履艰难，但仍沉着指挥，干部、战士见政委如此坚定，个个士气高昂，浴血奋战，不怕牺牲。

　　突围未成，陈寿昌在大山里边治脚边待机突围，他强忍剧痛，用盐水洗创口，用竹片刮去脓水腐肉，而吃的又是野菜、草根树皮，身体极度虚弱，还常移动隐蔽地点，避敌悬赏捉拿和进山搜捕，他以不怕牺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战胜艰险，重返黄金洞苏区。

　　在1934年10月省委会议上，陈寿昌不顾自己身体不好、眼睛高度近视和同志们的劝说，坚持要去前线领导恢复红十六师。他同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于11月上旬率部离开黄金洞，在平江斑鸠坳会合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等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六团，陈寿昌向傅秋涛传达了省委决定，傅说：“我到前方去，我比你身体好。”但陈寿昌不同意，于是陈寿昌、徐彦刚率四十六团转战于鄂赣边，边打仗边扩军，部队士气很高。途中，陈寿昌还为省委机关报报道战地实况。在湖北通山冷水坪，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番号）。

　　此时，从国民党报纸中获悉中央红军主力已西进到湘南，陈寿昌、徐彦刚遂议定部队由湖北崇阳、蒲圻到湖南临湘、平浏、岳阳一带活动，向西南发展，以牵制敌军部分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11月22日，当部队行至崇阳、通城交界的老虎洞（老胡洞）时，遇国民党军三十三师一部，陈寿昌、徐彦刚亲临前敌指挥作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中寿昌中弹重伤，于当晚在崇阳县金塘镇河坪村牺牲。

　　追悼会上，称颂陈寿昌是位难得的好省委书记，在湘鄂赣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牺牲是湘鄂赣苏区的重大损失，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1935年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陈寿昌牺牲的崇阳、通城边界地区建立寿昌县，以志纪念。

　　让我们以先烈为镜，身体力行，学习和弘扬寿昌崇高精神、品德，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