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当辛亥革命的洪流涌过江浙大地，无数志士热血沸腾、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他们不顾安危，四处奔走，立志救国救民。回首那激动人心的峥嵘岁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不少镇海籍人士或亲自投身于革命大潮，或对革命事业倾囊相助，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股票。（资料图片）

　　活跃的宁波帮与上海总商会

　　清末民初，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宁波商帮在上海商业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掌握着上海总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组织的领导权。如由宁波商人严信厚发起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该行业组织自1902年成立至1912年，先后组成的九届董事会中，宁波帮领袖人物严信厚、周晋镳、李厚佑担任了七届总理(会长)。

　　在上海总商会会员和会众中，宁波帮占30%至40%。当时宁波帮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势力如此之大，以至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在研究两者关系后得出结论说：“上海总商会似乎只能算是四明会所的一个分所。”

　　而在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个年代，镇海籍商帮的头面人物，又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言人和左右公众舆论的重要力量。当时他们常常参与内政、外交事务，在一些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关注的重大事件中率先表态、带头发难和开展活动。如1905年上海发生英国领事侮辱华人会审官金巩伯事件，激起上海大规模罢市罢岗风潮。为平息事端，虞洽卿、朱葆三等宁波帮领袖人物积极奔走，居中调停，终于使租界工部局作出让步。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前夕，镇海籍商人在上海等地十分活跃。可以说，他们不仅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程度不同地表示同情和支持，更有不少镇海籍商人直接参与这场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特别是上海及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镇海籍商人参与和支持辛亥革命主要分两个阶段，即在武昌起义前支持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与反清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则帮助革命党人夺取和巩固政权。支持的方式以经济为主，政治军事为辅。

虞洽卿书信手稿。（镇海区档案馆馆藏）

虞洽卿（右一）与家人合影。（资料图片）

　　虞洽卿倾力相助革命

　　为辛亥革命事业出力最多的镇海籍人士，当属虞洽卿。

　　虞洽卿小名瑞岳，名和德，后字洽卿，人称阿德哥。镇海龙山镇（今属慈溪市）人。出身贫寒，曾读私塾。15岁赴沪，初为颜料店学徒，工余自修，能英文会话。1895年起，历任德商鲁麟洋行、荷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问乡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

　　虞洽卿是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宁波帮的领袖人物，也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进入20世纪后，以其为代表的宁波帮上层分子尽管对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表示不满，但仍寄以幻想。为此，1906年12月，当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朱葆三、虞洽卿等都加入为会员。但随着满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面目的彻底暴露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也逐渐有所醒悟，对革命党表示同情与支持。对此，虞洽卿自述：“自经劝业会(1910年6月在南京鼓楼成立)之后……蓄心革命事了。”

　　最早由虞治卿发起创办的上海商团是上海商会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1911年初，根据同盟会的指示，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将上海商团组织转变为反清武装力量，此事无疑得到了虞洽卿的首肯。

　　同年4月，在虞氏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随后，上海商团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发展成为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后在光复上海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他们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民军久攻未克的江南制造局。

　　虞洽卿与上海革命党人首领陈其美关系相当密切。虞在上浜路新民里的同盟会秘密机关里结识了陈其美，陈因革命经费困难．十分焦急，虞当即提供八千元资助。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虞与朱葆三等宁波商入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宁商总会”。该会向香港英政府注册，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即所谓特别照会。有了这张护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随便入内搜查。宁商总会一时成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武昌起义后，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在上海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虞立即将此情报告知陈其美，陈感到如果这些军舰被用来对付上海的起义力量，势必会给起义带来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朱葆三也向商团司令部(设在今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之父邵玉轩所开的“锦泰昌颜料号”里)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形势危在旦夕，上海革命党人决定在清军援兵抵达之前，提前于11月3日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即于11月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虞洽卿任首席顾问，随后又担任闸北民政总长。

　　当时清廷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拥兵观望。l1月4日，虞洽卿代表上海商界携银票一百万两进入苏州，沪地民军亦于是夜抵达苏州，当地新军起来响应。虞氏进入巡抚署，向程德全说明当时形势，程遂不再观望，宣告江苏独立。不久，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虞洽卿向洋行订购了一批武器弹药，亲自押送至南京。

　　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为解决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发行公债，虞洽卿不仅自己买了大量公债，还推动另一镇海籍企业家方樵苓组织“军事募捐团”，向各界人士劝募。

桕墅方氏宗谱。（镇海区档案馆馆藏）

　　桕墅方家的革命物资贡献

　　镇海籍人士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大的还有数桕墅方家和小港（现属北仑）李家。

　　在镇海，几乎无人不知方家，他们是最早到上海落脚谋生的。早在清朝嘉庆年间，方家第一代方亨宁就在上海开了家小店。他去世后，弟弟方介堂又到上海开设了方义和糖行。从此方家子弟在上海生根落脚，方润斋、方性斋、方仰乔等开钱庄、经营银楼、药材、南货、绸缎、地产、渔业、航运业，成为清朝末期赫赫有名的巨商大贾。在其第二、三代之鼎盛时期，曾被称之为“执上海商界之牛耳”“上海宁波帮中最有权势和最负盛名的家族”。

　　民国前后，方家的孙辈、曾孙辈方樵苓、方椒伯、方季扬、方液仙，都是上海商界的重要人物。特别是方椒伯，连任两届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有一次以满票33票当选，比会长虞洽卿还多了14票。

　　上海起事前，方樵苓经虞洽卿介绍认识陈其美后，即对革命党人表示支持态度，不但自输巨款，又发起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与其侄子方椒伯分头向各商铺富贾劝募民军经费，成绩卓著。方椒伯在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期间，跟随虞洽卿，对革命事业诸多支持，尤其是在经费的筹集上出力颇多。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摆脱财政困难，曾发行公债，方樵苓与虞洽卿都巨额认购，以示支持。

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子孙永保”赠予李薇庄。（资料图片）

　　从创业到投身战火的李氏

　　小港李家，被史界称为“江南望族”。而李家兄弟李薇庄、李征五也是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的风云人物。

　　李家的名声，在镇海不亚于方家。但李家第一代在上海滩的创业，要比方家艰辛。第一代李也亭生于1807年，15岁时因家境艰难，到上海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做学徒。后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号，添置沙船十多艘自做老板。生意做大后，又买进黄浦江边的一个码头，取名为久大码头，从此成为上海沙船业巨子。

　　李氏家族最出色的是第三代孙辈中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这几个人物。20世纪初，李云书适时投资新兴事业，如垦殖、轮船、银行、保险、绢丝，开设了天一垦办公司、大达轮船公司（中国私人资本第一家轮船公司）、上海绢丝公司，还同虞洽卿一起发起成立四明银行。李云书在1906年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第三任总理（即会长），成为上海商界极有影响的头面人物。

　　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都在辛亥前加入同盟会。上海光复之役开始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自将数千为光复军，驻闸北以为之援”，并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随后他又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李云书则担任江浙联军总兵站总监，为保障前方军需供应竭尽心力。其间，李征五曾与虞洽卿、周晋镳、朱葆三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及李平书、玉一亭等商界人士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为参加北伐的将士助威。

包达三（右一）与民主人士在香港合影。（资料图片）

　　包达三的“投笔从戎”之路

　　包达三(1884—1957)，镇海石塘下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侨委员、浙江省副省长。

　　包达三的父亲是村里的秀才，靠教私塾为生。包达三是独子，小时候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后来，为了生计，他16岁时随亲戚到上海益生纸店当学徒。包达三是个富有上进心、胸怀大志的爱国青年，平时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勤学，发愤读书，寻求救国之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6年，包达三考取了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到日本后，包达三先在一所商科学校学习，后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法。在日本求学期间，包达三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曾亲耳聆听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演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建国方针，对那些为民族灾难深重而忧虑彷徨的青年而言，犹如在黑暗中见到了闪耀的星光。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剪了辫子，并与同盟会员蒋介石、傅筱庵、张群、周佛海等人结为金兰十兄弟，投入反清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揭竿响应，时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亟谋在上海地区举事响应，包达三毅然中断学业，与蒋介石、张群等人于是年10月30日同船抵达上海，共举义旗。经陈其美等秘密策划，拟定“上海先动，苏杭响应”的策略。

　　包达三参加了上海民军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上海光复当晚，包达三等敢死队员又南下奔赴杭州，会合驻杭新军和各地会党，分三路强攻浙江巡抚衙门。攻克浙江巡抚衙门后，杭州也随之光复。包达三和蒋介石等仍回上海，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7年后从事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