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胸怀自信，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学习、传承、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注入中华基因、中华智慧，进一步提升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境界新水平。 

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传承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有为”等价值理念

“清正廉洁”、“刚健有为”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比如，为政者要“廉洁”。从西周开始，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吏“廉洁”的考核。《周礼·天官·冢宰》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从考核官吏政绩六条标准来看，条条离不开一个“廉”字，体现了“廉洁”是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的基本精神。

再比如，为政者要“有为”。《诗经》上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有为”是对责任的坚守和道义的担当。孟子认为，既然身居官职，不能尽心公务，就应该辞职。“有为”是为政者处世安身、不计个人得失、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

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有为”等价值理念的同时，与时俱进地赋予了新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干部廉洁方面始终强调，当官要当舞台上端端正正的官，当清官，不要当庸官贪官，被人戳脊梁骨。在“有为”方面提出了“大奉献”观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当代转化。

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注入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

标与本。标本理论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总结、积累的智慧。中医所主张的“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等方法，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治理社会领域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坚持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以惩促治、由表及里，标本兼治，努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取得了明显成效。

疏与堵。疏堵理论体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的智慧。因势利导，疏堵兼用，也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比如，在解决“裸官”问题上，成功地运用了疏与堵的办法。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在特定岗位任职，不得任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以及这些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这就是“堵”的办法。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组织人事部门应当与其谈话，由其配偶（没有配偶的由其子女）主动放弃外国国籍、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和长期居留许可，或调整其现岗位。这就是“疏”的办法。

攻与防。攻与防理论体现了古代兵家博弈制胜的智慧。《孙子兵法》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攻与防。攻中有防，打防结合的策略同样可以运用到反腐败中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态度，持续不断地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通过加强纪律审查，开展全覆盖巡视，严惩各类违纪违法行为，在全社会形成了有力震慑。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推出体制机制改革举措，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务实有效地推进防治腐败工作，收到了打防结合、惩防兼备的效果。

德与法。中国古代统治者儒法并用，把德治与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巩固皇权统治的同时，客观上保障了社会的繁荣安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高。

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传承转化了中国古代廉政措施和制度

重典治乱、惩贪肃贿。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结党营私等腐败行为，历来采取不赦态度和严惩措施。秦汉时期将贪污受贿列入《盗律》，规定贪污“十金”即十万钱以上者为重罪，处以死刑。明朝自开国以来至洪武十九年，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明朝统治者用“身死而家灭”的高压使官吏“不敢为非”、“念为廉吏”，赢得了一百多年吏治清明的安定局面。

“御史制”、监察百官。让“利异而害不同”的官员监察百官,是符合人性的举措。秦朝初设监察官，其职权并未与行政相脱离，居副丞相职，受到丞相的统制。魏晋时，御史台脱离少府，成为专门的监督机关，与行政相分离，最高长官御史中丞由皇帝直接领导。唐代御史台系统健全完善，所属台、殿、察三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此后历朝中央监察机关均为独立部门，与行政互不统属，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地位特殊，对中央和各级官吏实施监督和纠察，弹劾国家机关中官吏违反朝廷纲纪法度的行为。

巡视制度，形成于汉代，完备于盛唐，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久盛不衰。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每部设立一名刺史。刺史的首要任务是“周行郡国，举刺不法”，自成系统，不受地方干涉，不用本籍，一年一任，不得长年连任。明成祖朱棣确立御史巡按制度，以省划分设立十三道 ，配备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古代巡视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

回避制度。回避制度确立于两汉，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官员回避制度主要有几种。一是地区回避，凡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即回避本籍。二是亲属回避，是指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衙门做官，以避免职务连带关系。三是要宦子弟回避，对高官子弟亲属任官作出规定，如子弟近亲不得于京都郊县任要职。四是诉讼回避，即主审官凡遇有亲属诉讼案件，或主审官与当事人素有仇隙，此案须更换他人去审。违反回避规例，本人应该声明的而没有据实说明，或“故意掩饰，希图规避”等，分别要受到革职、降级和罚俸等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