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洋泾浜是一条真正的河，它一头连着黄浦江一头连着城区。后来它成了一条界河，河的这边是“华界”，河的那边是“夷场”，正规的名字叫租界。再后来河被填没了，原先流淌着水的地方流动着比河水还要多的汽车，还有一种叫洋泾浜英语的语言。那条叫洋泾浜的小河已经流逝快百年了，而洋泾浜英语却还活着，活在宁波外婆的记忆里，活在上海阿叔的嘴巴里，大家还是亲切地叫它——洋泾浜。

洋泾浜和宁波帮有关系吗?不但有而且很深。

1843年仲秋的一天，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乔治·巴富尔带着翻译麦华佗从广州来到上海，第二天他与上海道台议定，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一个月后，另一个英国人罗伯映以宁波领事的身份率兵舰、商船各一艘进入宁彼港，1844年1月1日，宁波宣布开埠。

一场鸦片战争就这样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格局，五口通商代替了一口通商，上海取代广州迅速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伴随着这一系列变化，一个现代商帮——宁波商帮正式登场了。而伴随着它的粉墨登场，一种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新的语言出现了，它就是“洋泾浜英语”，简称“洋泾浜语”或者索性简化为“洋泾浜”。但是“宁波帮”和“洋泾浜”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身子和影子的关系，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如果你深入地研究了它，就会发现：是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而洋泾浜又成就了宁波帮。

早在一口通商、亦即广州十三行时期，就有大批宁彼人在广州外贸生意。但那时候做的是经由中向商的间接贸易，或者说是转口贸易。这从一个宁波人写于咸丰十年(1860)的文章中可知。这个人叫冯泽夫，“勾章慈水镇”即现今宁波江北慈城人，他说：“窃维中外通商，始于乾隆年间，广东之香港斯时皆用粤人为通事，以通其言语，即我帮业广号者，均与十三行交易，不知外国之商情也。”

鸦片战争后，“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日盛，而以上海为大宗。”上海既已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大批原来与十三行做生意的宁波人便从广州和其他口岸来到上海。同时，因为宁波到上海比原先到广州要近得多了，于是更多的宁波人从家乡涌到上海。“上海为中国商业中心，进而尤为宁波工商根据地，诚以宁波地少人多，尤非奔走谋食万难自养，沪南航路一夕可达，故联诀携眷纷至咨来，侨寓之数几占全埠人口之半。”在这些人中，有随英国商人而来的宁波帮中最早的通事兼买办穆炳元和杨坊，有后来被称为宁波帮“开山祖”的严信厚，还有叶澄衷、朱藻三及晚些时候的虞洽卿。这数路宁波人马在上海会合了，以“几占全埠人口之半”的优势和迅速崛起的买办队伍，取代了广帮商人的地位。

但是问题也随之发生了，那就是语言问题。冯泽夫感叹说：“兹奉渝旨、准于各口通商，中外交易，自必更加蓄盛，但言语不通，虽善于经营者，未免。吾邑籍于此者十居七八，自宜互相习学，然亟欲习学英话音，亦苦无门可人耳。”宁波人想学英国话，但没有门路。其实门路倒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向广东人学习。“初通之际，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通事就是翻译。你要仰仗广东人做翻译，首先就得学会粤语。那情形大概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广州、深圳既得风气之先，于是内地的卡拉OK厅里到处可以看见小青年摇头晃脑唱粤语歌曲，骂声乌语，趋之若驾。你想自己学英国话吗？那也绕不开广州人，因为广州人发明了广州英语。但是粤语难学，内地人听来几近鸟声，用广州话注杏的广州英语同样难学。正如冯泽夫所说“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怎么办?已经在上海滩上倔起并且日渐强大的宁波帮，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冯泽夫“会商宝楚张君、对山冯君、紫芳尹君、久也郑君、敦五姜君等，汇资著《英话注解》一书，注以勾章乡音，分门别类，使初学者便于记诵．其中细微曲折，虽不能悉载其辞，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是书也，或亦吾邑迁之—助云尔。”

冯泽夫等6人汇资出版《英话注解》 是1860年，也就是在上海开埠的第18个年头。由于年代久远，《英话注解》久已失传，只有上世纪末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偶然觅得了芳踪。周教授撰文介绍说：“今天能看到的这类书，最早的一种是用宁波话标音的《英语(话)注解》，是数名宁波人合作编写，并集资刊刻的。该书我在国内未发现，但在日本友人处有一册，据说也仅见此一册(而且不是初刻本)，因此特为复印了送给我。”

周振鹤在日本看到的是光绪辛巳年(1881年)扫叶山房的重刻本，他认为“初版今已不可得”。但在2000年上海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一本封面上印有“咸丰庚申年，守拙轩藏版”的《英话注解》引起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专家的注意。这个年份与冯泽夫为《英话注解》所写的“序”与“箴言”的时间相符，可以肯定这就是初版本。这本残破的线装书最后终于以3000元人民币为上海历史博物馆拍得。2004年9月，在浙江温岭民间收藏家沈裕民处又发现了一本《英话注解》，这个版本与周振鹤在早稻田大学看到的一样，都是重刻本，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岁在辛丑)“上海北市棋盘街文渊山房书庄发兑，沪城周月记书局代影照印”的。除了上述3个版本，我们还可以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义推写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的小注中，知道还有一个“光绪丙戌年(1886年)上海棋盘街著昌堂所刻”的重刻本。从1860年初版到1901年的40年间，《英话注解》一版再版，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4个版本，说明它非常受欢迎。

《英话注解》的重现，立即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吴义雄教授认为，《英话注解》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预告了著名的洋泾浜英语的诞生。”周振鹤教授认为，“今天能看到的这类书，最早的一种是用宁波话标音的《英话注解》”，因为至今未发现“有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说不定正是宁彼人最先打破了粤人通事的一统天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薛理勇研究员则认为“这本《英话注解》不仅是宁波人用宁波方言标音、上海出版的第一种洋泾浜汉语手册，对研究洋泾浜语有重要作用，还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英语会话手册。”他还说，宁波方言虽然与上海方言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宁波官话与上海官话的发音逐渐靠近，尤其与单个字的读音又靠得很近，所以，当宁波人用宁波方言注音《英话注解》刊行后，也成了上海人或旅沪的其他地方人学习英语的主要教科书，而且，早期在上海从事商业的人中，宁彼人又占了相当的比例，宁波人对上海‘洋泾浜语’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英话注解》在当年也是一经刊行即脍炙人口。光绪辛丑版和辛已版均有一段“附识”，即相当于再版前言或者后记，其中提到的《英字指南》、《英语集全》、《英字入门》等书，都没有《英话注解》出版得早。《英话注解》出版后13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一个叫曹禳的上海人，编著了一本用上海方言注音的《英字入门》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前者对他的影口向。

从学者的评价中，我们不但知道了《英话注解》对洋泾浜英语的重大影响，而且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宁波人对洋泾浜英语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独特作用。现在，我们来看看《英话注解》的作者们的情况。

从“序”中，我们知道《英话注解》的作者和出版者共有6人，他们是：冯泽夫、张宝楚、冯对山、尹紫芳、郑久也和姜敦五。这6人中，冯泽夫又名祖宪，是“第一作者”，慈城望族冯氏后人。冯氏为慈城干年望族，冯氏一门就出了56个进士，而且亦儒亦商，人财两旺，有“冯半城”之说。冯泽夫是晚清上海钱业界领袖。光绪15年，在一帮宁绍人士发起下，集资建造上海的北市钱业会馆作为北市钱业集会的场所，冯泽夫参与其中并担任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金融为百业之首，冯泽夫在宁波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在《上海工商让团志·第一篇会馆公所》中，我们在冯泽夫的名字前还看到了另一个作者张宝楚的名字，原来他也是一个钱业领袖，他和冯一样都曾经担任过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至于尹紫芳、郑久也和姜敦五3人，冯泽夫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初通之际，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迩年以来，两江所属府县亦不乏人，而吾邑惟尹紫芳、郑久也、姜敦五诸君而已。”据此，可以确知他们是宁波帮商人中仅有的几个通事，而且可能是仅次于穆炳元、杨坊之后的早期通事，可惜时代久远，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6个人中只有冯对山我们一无所知，但可以推断，他也必定是一个宁波帮商人。

既然学者公认，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英话注解》是“上海出版的第一部洋泾浜语读本”，“成了上海人或旅沪达到其他地方人学习英语的主要教科书”，就像当年宁波人和其他与广州人做生意的商人把“广州英语”当作教科书一样，那么我们说“洋泾浜语”是宁波帮的首创应该可以成立。尽管如周振鹤教授所说，《英话注解》 “并非独创之著作”，但“洋泾浜英语”毕竟是不同于“广州英语”的新的“Pidgin Endish”，相对于“广州英语”来讲，“洋泾浜英语”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创造”。至于曹攘的《英字入门》把宁波话注音改成上海话，也可以说是《英话注解》的一种变异；何况上海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来源于宁波话、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宁波人与洋泾浜语的关系如此之深是事实，以至“即使英国人在上海，最好还是学上海人讲洋泾浜语(在当年的上海滩，正宗的英语反而行不通，英国人也只好入乡随俗了)”，而“上海的洋泾浜语必须用，宁波方言来念，是很有道理的。”那么，洋泾洪到底是怎样一种语言呢?

清末姚公鹤先生在《上海闲话》一书中说： “洋泾浜话音，用英文之音，而以今国文法出之也。”徐坷也说“洋泾浜话为不中不西之特别话。”特别在哪里?说简单些，就是用英语单词加汉语语法拼凑而成。比方说“长时间不见你了”，要说成 “Long tlme no see you”。这种按中国话“字对字”拼凑出来的洋泾汉英语完全不符合英文语法，但洋人居然都能听懂。有两则笑话这样说：

外国主人回家，看见玻璃窗打碎了，便问仆人是什么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径没”回答：“inide(里面)吱吱吱，outside(外面)瞄瞄瞄，glass(玻璃)克郎当!”洋主人一听就乐了，原来是猫抓老鼠闯的祸。

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到大光明电影院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指手画脚地告诉老板：“Man 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 tomorrow see，tomorrow see，same see．”老板也听懂了：人山人海，今天看不成了，明天看吧，明天看，还是那个影片！

但洋泾浜语毕竟不是正规英语．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后来那些受过正规英文教育的人，就半开玩笑半调侃地 出来指责它的弊端。当年的《申报》上就刊登了常州人杨勋的“别琴竹校词”百首，杨勋原是上海广方言馆学生，是中国最早一批由正规外语学校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英语颇为纯正，亦因而深知洋泾浜英语的弊端，故作别琴竹枝词，针眨其弊病。其词中多处提到宁彼，也说明宁彼人与洋泾浜关系之密切。作者用意虽在针砭，却也写得妙趣横生。尤其是第98首，说洋人你就别光讥笑我们的洋泾浜了，你英国人说中文才真是洋泾浜呢。

说到外国人也讲“洋泾浜中文”，范敬宜先生在《话说“洋泾浜”》一文中举了一个例子，读来令人喷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美国老校长卜舫济，当时算是中国通，喜欢用中文讲演，但因为掌握不好中文的四声和抑扬顿挫，经常闹笑话，引起哄堂大笑。每逢圣约翰校友集会时，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还互相取笑。

范敬宜先生还说：“如果查一查当时上海一批老板、闻人的发迹史，不难发现其中不少人是靠‘洋泾浜’起家的。他们即使成了显赫一时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说的还是‘洋泾浜’。”这话用在宁波帮商人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身为宁波帮钱业领袖的冯泽夫，对《英话注解》的编撰动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是书也，或亦吾邑迁之一助云尔。”迁即贸迁，经商、做生意的意思。 《英话注解》专为宁彼人用宁波话注音，宁波帮商人自然是它的最大读者群和受益者。

“上海的历史应当用洋泾浜英语来写”，这是上世纪初一位混迹上海滩的外国记者的感叹。如果说这个感叹有些偏颇的话，那么我们说“近代宁波帮的历史应当用洋泾浜英语来写”，想来是不会错的。（王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