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水运素来发达，沿江市镇皆由水而兴，因商而盛。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成为楚中第一繁盛之处，位列四大商业名镇之首。“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①活跃的客籍商人始终是推动武汉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早期汉口商帮中贸易额最大者，当属宁波、广东等地客商。其中“尤以宁波商人为最。此等商人往往卸卖货物后，便购货以归……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入，或更运往他处销售……宁波上海两地商人一年之内为五十万两之贸易者不下六七十家，如此计之，则合计贸易额当不下三千万两或三千五百万两矣。”②宁波商人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杂粮行、洋油行、五金行、银行等，湖北主要商埠的洋行买办也大多由宁波人充任。“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多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产物等类；输出品为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苎麻、棉、米等类。”③在汉口的宁波商人由于头脑灵活，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特别容易作成烟草、糖和煤油等方面的生意。”④在沙市，宁波商帮最大的生意是银楼号。“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凤”等知名银楼号都是他们所开，各号店堂高大，建筑坚固精美，居沙市之冠。由宁波人担任代理商的“慎大”、“生记”、“明德”等煤油号，包揽了沙市周边各县所需煤油的大部分批发业务。由于资金充裕，经营灵活，还在沙市兼营其他业务。如老天宝银楼兼营复和医院，慎大煤油号兼做“联太”、“生昌”内庄，经营棉花、匹头和杂粮业务。宁波商帮在宜昌建有浙江会馆(今浙江路)。较为有名的美达利百货店，主要从事批发业务；三友实业社则专营该社生产的棉织品。其他有亨达利、亨得利等钟表眼镜店，天禄、嘉福两家鞋帽庄，鸿彰服装店等。三北轮船公司曾在宜昌设立分公司，由任子卿任分公司经理，他还曾出任过宜昌商会执行委员和理事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宁波商帮在湖北开办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海味等商号业务大兴，普遍获利。“屈计汉市获利者，仍首推钱业，尤以浙帮各庄为最，江西帮次之，本帮以及徽州、镇江等帮又次之。”⑤一战结束后，宁波商帮势力渐盛，与徽帮相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汉口市场海味糖盐业务庞大，行销甚广，自1871年宁波商人董章顺在汉口合资开设同春海味号后，又有丰裕顺、立昌生、同丰、镇昌、裕源祥等30余家陆续开设，创办者以镇海人为多。1910年在永升平河街成立“浙宁海味同业公会”。各店最初专营海味，后多兼营糖业。其他如汉口鸿彰永绸缎店，系宁波鸿彰绸缎庄经理马冠群于1903年创办，每年获纯利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宁波商帮在湖北口岸城市业务的拓展，是建立在相对活跃的金融业基础之上的。由于浙宁帮钱庄、银行遍布长江南北各大商埠，这就使宁波商人在开拓内地市场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因为大多数钱庄更倾向于对同乡商铺投资或给予金融上的便利。浙帮钱庄在汉口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盖浙商所经营之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皆占汉埠第一位，因而该帮金融业势力随大。且浙帮各庄，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呼应灵通，一面与各银行接近，一面竭力与他帮竞争，复以其资本雄厚，冠于各帮，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造成今日之局势，良非偶然。”⑥银行业方面，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长期在汉口设立分行。宁波商帮开办的四明银行纸币，一度在鄂西北颇受商铺欢迎，每元纸币折算银元竟高出二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地匪患严重，银元不便携带之故。

　　宁波商人对湖北近代贸易的影响还表现在度量衡及货币结算等方面。中国近代度量衡混乱错杂，各地标准互异，汉口一地即不下百种，各帮各业均自定所用之度量衡。浙宁秤由宁波商人带入汉口后，最初仅在米、煤、柴薪等交易中使用，因该秤每担折合英制后与海关秤一担相同，被外国商人所乐用，华洋贸易遂大得其便，因而成为汉口市场通用的主要衡器之一。凡输出输入之红茶、牛皮、烟、麻、羊毛、豆饼、樟脑、海味、白蜡等货品，均以浙宁秤为准。在货币结算方面，清末民初，武汉货币种类繁多，交易结算每因行市高低而生纠纷。1917年，宁波商帮鸿彰永绸缎店率先废除银两计算，将货价一律改为银元，以角分划价，大大方便了门市交易，并逐渐被其他门店所效仿。

　　注：①（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1850年。

　　②《中国经济全书》，第93页，1908年。

　　③民国《夏口县志》，卷十二，《商务志》，第11页。

　　④《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2页。

　　⑤《银行周报》第三卷第五号，1919年2月25日。

　　⑥张克明：《汉口金融机关概况》(上)《银行周报》17卷48号，1933年2月。 （徐凯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