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佐成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仪表专家和企业家。1925年他放弃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国创办企业，1929年首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只国产电表，他创办的大华公司几十年来成为中国重要的仪表生产企业，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仪表技术人员。

归国创业

丁佐成（1897~1966），浙江省镇海县崇邱乡人（现为北仑区人），中学就读于宁波四明中学，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1918年留校任教。1921年他考取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电气工程专业，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被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聘用，从一个技术员成长为副工程师。

在美国拥有了理想的职务和较优厚的待遇，但丁佐成的志向并不在此。早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他看到所有的实验仪表都是进口的，一旦损坏了，没有人懂得修理，只能到处丢弃。他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自己制造仪表呢？于是立下要为祖国研究和生产仪表的人生目标。而由于旧中国的贫弱，中国人在国外处处受人轻视的现实，也一次次地刺激着他。有一次已经是美国西民气公司职员的丁佐成到美国一家电表厂参观，没想到在车间门口被一个美国人拦住了不让进去，那美国人还用瞧不起的口吻说：“中国人也想造电表吗？恐怕再过30年也不成！”气愤难平的丁佐成这时更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一定要生产出中国自己的仪表！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归故土。

1925年丁佐成回到上海，盘下当时的博物院路20号（今虎丘路131号）2楼的写字间，创办中华科学仪器馆，开始了他一步步实现自己理想的创业征程。中华科学仪器馆最初只有5个人（除他负责之外，留用用了原来受雇于美国人麦特生的俞仁林，还有其二兄的妻舅陆仁和平共处。再加上两个职工），6000元的资金，可丁佐成并不觉得灰心。他的理想是为中国制造仪表，他还要成为中国的鲍西·劳姆（鲍西·劳姆博士伦光学仪器公司的创始人）。丁佐成的业务从修理幻灯机和实验用电表入手，同时还自行研发船舶和航空用无线电导航装置，很快取得了成功。不久，他获得中国航空公司两条航线上全套导航装置的承包权，所获收益为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在这时，宁波巨商朱旭昌看到丁佐成人才出众、抱负远大且事业初成，所从事的又是极有前途的新产业，于1927年邀集了上海多位资本家与丁佐成合作，筹集资金6万元，改组中华科学仪器馆为股份有限公司——大华科学仪器馆。丁佐成的资金占六分之一，担任经理职位，朱旭昌担任董事长（后由朱子谦担任），史久丰、丁慎庵为董事，王性尧为秘书。新成立的大华科学仪器馆扩大了业务范围，替英商马尼可无线电公司加工船舶用发电机零件和制造电器快键，另外还经销美国永备牌电池、利兹仪器公司的实验仪表和鲍西·劳姆公司的光学仪器。

刚组建不久的大华公司很快抓住了扩大发展的新机遇。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颁布了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的航海船舶必须安装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可是因为当时的无线电发报技术还被外国公司所垄断，外商利用这一点，一面趁机抬高发报机价格，一面故意拖延安装工期，向客户索取额外费用。丁佐成对此非常不满，决定自己研制无线电发报机，以打破外商的垄断经营和暴利行为。试制不久即获成功。消息传出后，许多船舶转而向大华公司订购发报机。丁佐成不仅按时交货，还亲自上船为其安装。有些船舶吨位较大，无法开进黄浦江，他就自己到吴淞口外登上客户的轮船，顶风冒浪、不畏艰险地攀上轮船的高桅杆，安装发报设备所必需的天线。丁佐成的敬业精神和优质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交口称赞，各轮船公司如招商局、宁绍、三北等纷纷向大华订货。一时间大华公司在上海滩声名鹊起，业务蒸蒸日上，职工人数也逐渐增加到70人。

大华公司无线电导航装置业务的成功，引起了一位美商兴趣。他先是提出要加入大华，被董事会婉言谢绝。美商又请实际由美国人控制的中华航空公司出面，要丁佐成把这项业务的经营权转给美商的亚洲电气公司。经过多轮谈判，大华?5万元的代价出让经营权，丁佐成也一度成为亚电的总工程师。但丁的志向不在于此，不久，他便离开了亚洲电气公司。

梦想成真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大华公司的资产从最初的6万元达到了20万元。一直心怀制造国产仪表梦想的丁佐成，着手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他添置了生产仪表用的车床、刨床、铣床、刻字机等机器设备，自制了精密专用小车床，四处采购原材料，仿照威斯登电气公司301型产品进行设计。他亲自动手设计，亲身参与管理，连零件装配、成品检验都亲自完成，并且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向工人传授制造工艺。1929年1月，我国第一只国产电表——3寸“R”型大华直流电表终于诞生了！丁佐成怀着喜悦，用自己英文名字“RobertTing”的第一个字母为新电表的型号命名。

然而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当时连磁钢、漆包线和电阻丝这些生产仪表最起码需要的材料，都要向外商购买，更不必说仪表所必需的三大易损件——宝石、轴尖和游丝，国内根本无法生产。威斯登公司得知大华公司生产出第一只“中国造”电表的消息之后，害怕这会对自己产品的在华销售构成威胁，于是不惜拒绝履行对大华的供货合同，中断重要零部件的供应，企图以此迫使大华公司不再继续生产电表。

面对外商的威胁，丁佐成毫不屈服。他和技术人员共同奋战，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另辟蹊径。他们用进口琴钢丝自制轴尖，用细磷钢带自制游丝，用薄铝片做指针和表面，转向德国百禄洋行订购磁钢，不但“R”型3寸直流电表得以继续生产，而且还在不断试制的基础上，推出新的品种。在这一阶段，大华公司先后试制出2寸M型址流电表、3寸S型交流电表、4寸HA型交流电表、7寸K型直流电表，1936年又推出了比较精密的一级携带式T型、TA型交直流电表、整套配电板式和手提式各类一级、二级电表。至此，大华公司终于发展成为专门生产仪表的工厂，丁佐成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国产电表的问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国内客户争相订购，不仅大型工厂如华通、华成、华生、钱镛记、孙立记、益中等纷纷采用，连国内著名的大专院校如金陵、中央、交通、沪江、岭南、浙江、光华、济南、厦门等都在使用大华电表。东南亚的一些华侨厂商和学校出于爱国之心，也向大华订购电表。大华的产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一时间供不应求。为了扩大再生产，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1931年大华公司在四平路二道桥附近购地建造分厂，并拨款3万元在北四川路仁智里开设大华电器厂，专造直流马达。这时大华公司全厂职工人数已经达到130人。

艰难支撑

正当丁佐成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事变中，大华公司在四平路的分厂先是遭到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部分设备和原材料毁于战火，后来又被日本人强占，改成了酒厂。等到上海沦陷之后，大华的全厂职工只能挤在位于租界内的虎丘路总厂。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丁佐成仍然每月发给留厂的工人工资，对公司高级职员还发给生活费，帮助他们支付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大家一道勉力支撑，共渡难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进入租界，打算利用大华总厂制造军用导航仪表。丁佐成一心爱国，怎肯让敌人的图谋得逞！他忍痛遣散工人、藏匿机器，并把废铁等杂物堆放到车间里，做出无力支持、准备关厂的样子。日本人到现场一看，只见一片衰败破落，认为大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大华总厂这才逃过了劫难。

1945年抗战胜利。苦苦支撑8年的丁佐成，终于盼到了光复的一天。他原以为日本侵略者赶走了，自己又能够在和平稳定的日子里大展宏图、为国贡献了，没想到前来接收的国民党要员竟然把被日寇强占的四平路分厂当作“敌产”，要予以没收。丁佐成据理力争，向国民党政府一次次交涉，却得到了“须赎买”的答复。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自己出钱况标买回自己的工厂。工厂是买回了，但丁佐成元气大伤，无力重建，不得己只好将收回的四平路分厂暂充当仓库使用，公司全部工人160余人都集中在虎丘路总厂内进行生产。

尽管重振大华的道路充满困难，为了支撑公司运转，甚至还要从事一些以商养工的活动，但收回自己工厂后的丁佐成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工厂恢复生产、扩大生产的事业中去。1946年，他访问美国，一是考察美国几家著名的电气仪表工厂，学习管理经验和技术，二来也向永备、利兹、西屋、傍晓等厂收取大华历年代销产品的佣金，采购原材料，准备东山再起。

既有报效国家的雄心，又有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经历，在以往的经营过程中，丁佐成能够充分借鉴西方优秀的管理经验，不仅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开发，也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作用。这一切都使得大华公司长期以来在仪表行业占据领先地位，利润增长很快。可是，由于日寇的摧残和国民党政府的压榨，大华公司早已元气大伤。正当丁佐成一心一意恢复工厂规模的时候，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贺券，强令民众把黄金美钞兑给中央银行，借此进一步盘剥百姓。顿时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疯长。为了躲避兑换带来的资金损失，丁佐成将自己所有的10万元美金购置东大名路的一块地皮，又购进一些钢材、水泥、电料、木材等，以建造厂房来保住资金。

临近解放，上海有些资本家设法抽逃资金，纷纷离开上海。自己是走是留？丁佐成虽然对共产党不了解，但回顾大半生创业的艰辛，他怎么愿意眼看自己报效祖国的一腔心血付之东流？他决定留下来，继续筹建东大名路的厂房。他对人说：“即使共产党来了，我也要把大华搞好，我宁愿在祖国土地上吃苦，决不到国外当‘白华’”。

再获新生

上海解放后，市场上仪表需求激增，大华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丁佐成便加快兴建东大名路新厂房。当时建筑材料紧缺，他到处奔走筹办，还抽空到工地检查施工质量和进度。经过一年多施工，一座四层楼的新厂房拔地而起。1951年8月，大华搬进新厂房，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生产发展很快，业务蒸蒸日上。

新中国要走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丁佐成创办仪表事业之初就立志要做中国的鲍西、劳姆，建立一个如鲍西·劳姆（博士伦）光学仪器公司那样的跨国大企业。这使他对新政府的一些做法一度产生一些不理解。但矢志不移的振光中国的理想，加上政府的帮助和教育，最终仍使丁佐成一步一步从不理解甚至是消极消沉的状态，走向公私合营，无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过去大华曾有过规定，仪表装配车间的女工结婚后不得继续工作。等到1951年新厂房落成，增加了许多新工人，组织起了工会筹备会。过去一些被大华辞退的女工便通过工会向厂方交涉，要求回厂工作。经过劳资双方多次协商，同意女工回厂工作，这场风波得以圆满解决。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大华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揭发出一些公司在资本主义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后来政府本着实事求是和过去从宽的精神，还是评定大华公司为完全守法户，但丁佐成并没有看清自己的前途，拒绝承认“剥削”，对工人阶级领导也不服气。他不再理会厂里的生产，成天在厂里的空地上种花莳草，成了一个花园工程师。工厂生产很快停顿下来，一座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厂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七八十个职工，百分之七十的资金积压，百分之六十的机器设备停工。最后丁佐成向董事会推荐王性尧担任厂经理职务，自己只作为总工程师，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1953年，公私合营过程中，丁佐成也一度想不通。他的学生——新华电器厂的邵鹤年带头申请公私合营，以此推动大华参与。邵鹤年对丁佐成说：“新华如被批准合营，必然能优先得到国家订货，那时候，大华就只能吃些剩羹残菜了。”这番话打动了他，沉思半晌，终于表示大华愿意申请公私合营。

1954年秋，政府批准大华、新华、太平洋、中国磁钢4厂合并合营。四厂共有职工368人，大华厂资产达到380万元，由原第一重工业局派驻大华的特派员施家溥任公方代表兼厂长，丁佐成任私方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性尧任经理，陆仁和、邵鹤年两人任副经理。

合营后不久，施家溥奉调离开，原永新电工器材厂公方代表刘友谅转任大华公方代表兼厂长。这两位公方代表对丁佐成的帮助和听取劳资双方意见，使厂里的生产有了转机。他对丁佐成十分尊重，遇事先和他商量，谆谆善诱，因势利导，不但使丁佐成对他的看法由原先的看不起转为非常钦佩，也使丁佐成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刘友谅更是和丁佐成一见如故，他认真贯彻党的对私改造政策，热情关心丁佐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积极支持他的新产品设计。他与丁佐成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共同研究修订新的规章制度，成立新科室，把企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从而激发全厂职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丁佐成被感动了，他看到自己的技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他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了。他和职工一起积极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试制各种自动化仪表，合营第一年就试制出新产品11种，其中有的支援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有的到莱比锡国际展览会参展。

在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合营后在大华也焕发出新的青春风采。他们自制成功磨轴尖机，一次磨制的轴尖相当过去手工磨制一年的数量。他们改变冲模工序，冲制零件从每月9万件提高到20多万件，不必再依靠外包加工。像这样经过工人们创造革新将生产效率提高1倍到30多倍的事例不生枚举。刚合营时，第一季度只生了2000只电表，其中100多只返修；三季度起，每季主量就增至8000只左右，须返修的只有几只。1954年，大华厂人均年产值为5385元，1955年猛增至12170元。1954年，4厂（大华、新华、大平洋、中国磁钢）合计年产值937000元，1955年合营后同样的人力和设备，年产值达到207万元，产品的价格平均降低51·7%，还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利润指标。合营3年，就试制成功了0·2级电表，而这种电表，美国威斯登公司开厂17年后才能生产。

看到如此巨大的变化，丁佐成感叹道：“私营三十年不如合营一年。”他真正认识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1956年，他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回来之后，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劲头更大了，他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要培训青年，决心为祖培养更多的仪表制造人才。

就在1956年丁佐成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会、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1966年，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于12月6日不幸去世，终年70岁。1979年8月16日，上海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郑重为其平反，恢复名誉，骨灰移葬上海市龙华烈士公墓。

综观丁佐成的一生，是为中国仪表制造事业奉献的一生。几十年来他以高超的科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的仪表生产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仪表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