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百隆东方现代化生产车间。

70年弹指一挥，镇海工业的70年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新中国成立以来，依靠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镇海经济繁荣发展，新型工业化步履铿锵。

而回溯这段筚路蓝缕的征途，作答这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代答卷，几多风雨几多欢愁，一如岁月的风流跌宕。

起步：从基础薄弱到自给自足

解放之初，制作铁锚、铁质小农具的543户手工业作坊，是镇海工业的全部家底。直至1951年，依托解放军第二十二军（解放镇海的部队）后勤部移交的粮食加工厂、供销社兴办的棉花加工厂和副食品加工厂，镇海有了自己的国营工业。

1953年，镇海组织成立庄市铁业生产合作社——这是镇海全县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翌年与城关大众铁工农具厂合并为城关铁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骆驼区域率先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试点，推广后，全县共组建85个手工业合作社。

同时，镇海县委还对久丰纱厂、盛滋记酒厂等若干私营大厂进行公私合营试点，并推广至粮食加工业、酿造业等所有行业。至1956年底，镇海地方工业总产值2182万元，食品、建材、印刷、纺织、服装加工、农机具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已基本满足群众生产生活所需。直至1970年，镇海成立了盐业公司、制药厂、水利电力机械修造厂、化肥厂等“五小”企业——而这样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为镇海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发展：“四大工程”催生巨变

1973年，针对岸线开发滞后导致的港航运输短板，国务院成立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粟裕任组长。同年7月，粟裕视察镇海。10月，全国港口建设会议确定在镇海港区建设14个万吨级以上泊位。1976年6月，镇海港区主体动工。目前已成为装卸中转煤炭、散杂货、件杂货、液体化工产品、国际集装箱等多功能、综合性港区，并应运而生了物流枢纽港。

而从1975年5月23日打下第一根混凝土预桩开始，先后有来自全国的1万多名建设者，在湾塘公社的一片滩涂上，参与浙江炼油厂建设大会战。没有现代化工具，只能手拉肩扛。1978年11月19日，炼油厂催化裂化和常减压两套装置联运出油一次成功。随后的40年间，这个当初仅有250万吨炼油能力的年轻炼油厂，成长为跻身世界级大炼厂行列的炼化企业。

与镇海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四大工程”中，还有同为1976年动工建设的清水浦渔业基地和镇海电厂。1978年12月，镇海发电厂首期两台12.5万千瓦燃油机组投产，此后又陆续投产6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105万千瓦，是当时浙江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目前，电厂已启动搬迁进程，将搬迁至位于新泓口围垦区的镇海动力中心。

在“四大工程”建设那个激情洋溢的年代里，镇海原本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变，许多省部属企业作为“四大工程”的配套也迁到镇海，迄今仍是镇海经济的一大块版。此外，镇海棉纺厂、镇海丝织厂、镇海水泥厂等国营企业也借机加快发展脚步。不过，1978年，全区生产总值仅为0.8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5元，农民人均收入为196元。

突破：民营经济与政企分开

1983年，在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用当时被归为“靡靡之音”的气声唱法，唱了一首《乡恋》。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走红、到一度被禁唱、再到解禁，对《乡恋》的态度折射了改革开放初期国人的摸索和挣扎。

《乡恋》唱响之前，社会上绝对禁止个体、私营行当，一切按计划生产、分配，任何允许进入交易的商品都是“国”字头、“公”字头。而伴随《乡恋》风靡，人们渐渐听懂这歌声里传递的改革信号。

1983年10月，一位名叫王亚飞的经营者，顶住市场化变革和制度创新“姓资姓社”的争议，注册成立了我区第一家私营企业——庄市亚飞五金弹簧加工铺。从那时起，民营经济在千年古城“起碇”。当时的人们怎会想到，36年后的今天，镇海登记在册有19048家民营企业，占比全区企业总数95.6%。

事实上，国有企业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1981年开始，镇海工业系统试行“收入包干、超收分成”的企业经济责任制，企业可以留用自身利润的60%，用于扩大生产以及产品改进。此前，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而从1983年6月1日起，镇海国有企业实施“利改税”，即从原来的上缴利润转变为以所得税形式上交国家。

1985年1月起，镇海按照国务院要求实行政企分开，区属国有、大集体企业拥有产品销售、产品定价、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并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1990年底，更是实行“两包一挂”（包上缴利税、包资产增值，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拉开了企业间的收益分配差距，打破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

另外一方面，原本在乡村阡陌里“野蛮生长”的手工合作社、“队社企业”，从1984年5月开始全部改称乡镇企业，全面推行“一包（承包经营责任制）五改（改厂长、经理任命制为选举或聘任制；改固定工制为招考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计件工资制；改封闭半封闭为开放经营型；改变相‘官办’为真正民办）”为内容的企业经营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高峰期。

至1985年10月，镇海撤县建区后生产总值达2.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82元，均比1978年有了较大的提高。

革新：产权改革换来姹紫嫣红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区推动的是经营权的改革，那么上世纪90年代就是全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引入承担资产损失责任主体的最有效途径。由于有人要对资产损失负责，所以企业在经营时不得不更加投入和审慎。从镇海国企改革的实践来看，改制后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不同程度改善，多元投资主体也提升了企业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和能力，并逐步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

现为百隆东方管理层的董飞忠，他亲见市场的威力，也经历了随产权改革而来的震荡。董飞忠20多岁时供职镇海棉纺织厂，该厂是当时镇海最大的区属国有企业。棉纺织厂1982年投产，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鼎盛时生产规模达到3万纱锭、700台织布机、4500名员工。董飞忠如今回忆起来仍感慨：“那个时候非常有优越感，福利待遇也很好。”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全国棉纺产业产能过剩，国家出台政策“压锭”。企业更是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订单分配，接不到业务效益滑坡，每个月员工工资都得向银行借贷。当时，镇海区属国有、大集体企业着眼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纷纷开始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每况愈下的镇海棉纺织厂成了待改制企业。

当时，全区82家国有企业、408家集体企业接受改制，并大幅淘汰落后产能，裁撤国企冗员。1999年，镇海棉纺厂经股份制改革并转让，成为省轻工厅纺织总公司（浙江中汇）的子公司，改名宁波中汇纺织有限公司。大部分员工被买断工龄下岗了。

当时，董飞忠等骨干留在了宁波中汇，他们奋力拼抢市场，甚至远赴香港摆摊揽生意，企业经营有过短暂起色，但仍积重难返。2006年，百隆东方收购宁波中汇，从原纺胚纱和织布转型主攻色纺纱，成为国内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12年企业成功IPO，也是目前为止镇海唯一在A股主板上市的企业。

除了百隆东方，在产权制度改革中，中鑫毛纺、中意液压、海达塑机等企业脱颖而出，也造就了今日镇海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姹紫嫣红。通过改革，最终使区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经济成分多样化。忽如一夜春风来，镇海真的变了样。从当年的农业县城，变成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工业重镇。

繁荣：创新驱动成就“想象空间”

进入新千年，镇海工业充分发挥港口、区位、产业链等优势，增量与提质并举，目前已进入全省工业强县综合评价前15名。2018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2460亿元，今年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千亿大关。

围绕“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镇海发力绿色石化产业、先进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和数字经济，剑指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力争实现镇海制造“原材料—关键基础件—成套装备”完整产业链，在新材料领域争创国内一流，并显著提升数字产业规模和竞争力。

不论是何种所有制经济，镇海工业受限要素制约，早已意识到必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要素依赖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截至2018年，全区拥有129家高新技术企业，规上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比例达43.3%，区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区属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70%。

不讳言的是，“镇海制造”曾长期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靠成本和规模优势。如今，“镇海制造”的突围路径就是要打破改革开放以来代工贴牌形成的微笑曲线，要形成自己的技术能力和设计能力，建立自己的品牌，重建消费者关系。

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镇海工业朝着“品质+核心技术”的方向前进，这又是一曲气势恢宏的奋进之歌，其意义并不亚于过往70年间任何一次“开天辟地”和“壮士断腕”，是一段坎坷曲折的行程，更是一场自强不息的拼搏。

逝去的永不复返，世守恒而今倍还。过去70年的艰难跃升，是一份属于所有镇海人的集体荣誉，那么未来的岁月和征程呢？5G、中国制造2025、数字经济、甬江科创大走廊、浙江自贸区……镇海经济有太多太多让人联想的空间和维度。

承载着历史的荣光，行进在新时代，肩负着未来的希望，镇海人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不曾冷却，也必将以不懈奋进赢获璀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