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我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愫。

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广慈医院对面，楼下邻居有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女儿。每当祖母说起她，总是带着羡慕的神情，夸她是大学生，赞美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我年幼，不知“大学”为何物，但从祖母的表情中我知道，那一定是好东西。

读小学时，我家搬到襄阳路，楼下邻居家大女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他们全家都乐坏了。老祖母也啧啧称赞，说他家女儿争气。这时，我渐渐知道了“大学”是怎么回事，于是暗下决心，以后也要考上大学，当一回大学生。

1964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中学，当时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的女儿就在这所学校读高中。虽说是市长的女儿，但她很低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学生。

我喜欢学校的生活，喜欢静静地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喜欢课堂上响起的琅琅书声，喜欢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放学后，我和同学一起，或到体育活动室打会儿乒乓球、走会儿平衡木，或到学校图书馆，借上一本小说，揣进书包带回家看。这一切多美好！

转眼间，我要升初三了。我心中暗暗盘算：高中也考本校，高中毕业一定考大学。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浩劫打破了我的大学梦。1969年1月，我离开上海，来到镇海农村投亲插队，开始了长达六年半的知青生涯。金色的学生时代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在镇海邮电局工作二年了。恢复高考意味着读大学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与“推荐”相比，自然是公平的。但是对于我这个六七届的初中生来说，想参加高考又谈何容易！除了每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复习外，更难的是没有学习资料和辅导老师，看来我此生注定与大学无缘。

时间流水般逝去，转眼已进入八十年代。我每天忙于上班、家务、养育孩子，少年时的大学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然而，就在1984年的某一天，我的一位同事兼老乡，拿着一份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招生简章来找我，鼓励我去读电大。当时我对“电大”是一无所知，于是他就告诉我电大实行的是学分制，对年龄、原来的学历没有限制，平时以自学为主，期末参加考试，读满学分就能毕业。考试不及格的课程，下次还能重考，直到考及格为止，很灵活的。这种教学方法，对于我们这些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失去读大学机会的人来说，也是一条路啊！于是，被尘封在心底很久的大学梦，又开始萌动。我去电大报了名，买了一大堆书籍和参考资料、复习提纲等，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在职大学生”。

电大以自学为主，虽然有时也有几节面授课，可是与上班时间冲突，根本没时间去听，要通过考试确实不容易。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我只有一门选修课得了60分，勉强及格，其余几门都“挂”了。但就是这一门及格的课程，给了我继续读下去的勇气。此后，每当考试临近，我除了上班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没日没夜地看书、背资料、做习题。考完后，又提心吊胆地等成绩出来。当看到成绩单上显示所报考的课目及格时，才长吁一口气。接下来，又进入下一轮课程的学习，迎接下一次考试。那几年所付出的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就这样，在1987年春天来临时，我终于读完了电大汉语言专业的全部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虽说只是个大专文凭，但我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我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地学习了一些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读完大专课程后，我再也没有精力去读“专升本”了，以为这辈子与“大学”的缘分就此结束。没想到年过花甲之后，我竟然又回到了“大学”课堂。2014年秋，我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文学专业的学习。起先，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听着觉得没什么意思，随时准备“撤”。所以，当时我连教科书都没去买。但是两节课听下来，我就被吸引住了。任教的林伟老师满腹经纶，学识渊博，身上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他讲课认真，为人谦恭，对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课本上的古文很难读懂，老师就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来讲解，使我明白了文章的含义，以及所揭示的深刻道理。那些蕴藏着千年风雅的古文，虽有些艰涩，但回味无穷，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入兰芝之室，萃经典菁华；读千古名句，悟世事哲理。”于是，我打消了“撤”的念头。

翌年，我又增报了一门花鸟画课程。先是由彭耀宗老师教了两年，然后由顾志良老师接任。顾老师曾是我的同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毅然丢弃令许多人羡慕不已的铁饭碗，走上了艺术追梦之路，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画作还上了美国邮票。他的教学风格很受同学们欢迎，除了在讲台上示范作画外，有时还会走下讲台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甚至课外时间有同学在微信上向他请教，他也总是耐心赐教。

如今，我在老年大学学习已是第五个年头了。五年的学习生活，使我获益匪浅。我喜欢这个温馨的家园，在这里能和趣味相投的老年朋友一起，根据个人的爱好，学些年轻时想学但没有条件学的知识，为晚年生活增加些色彩。每当我坐在明亮的课堂里，闻着书香，静静地听老师讲课时，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这种感觉真好！

（周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