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发布日期:2007-10-13 20:12信息来源:近强科技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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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大陆的东部和南部都面临大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很早就从事航海活动,不断探索海外未知的世界。由于中国人和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广大地区居民的共同努力,逐渐建立起一条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线,人们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众所周知,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商品。古代东西方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都以丝绸命名,说明中国在东西方交往中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相应,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其中泉州港曾以“刺桐”一名为世界各国航海家、商人所熟知,它的兴起和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泉州地处福建东南。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泉州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港口。南朝陈文帝(560—565年)时,来华天竺(印度)僧人真谛“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因众人邀请,暂时停留。不久,“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又为当地僧人、官员所阻,未能返国,不久病死(《续高僧传》春一《拘那罗陀传》)。梁安就是泉州,可知当时此处已有海舶可以出海西行。到了唐代,福建南部经济有较大变化,人口增多,手工业进步,农田水利改善,为海外贸易的开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唐代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闭塞,中国和西方的交通,转而以海道为主。这一转变,推动了沿海不少港口的发展,泉州便是最突出的一处。而唐朝末年广州为黄巢队伍攻占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为泉州港的兴起提供了际遇。唐代后期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写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前两句说的是泉州居民中有外国人,后两句指出当地有外国朝贡者频繁进出,这些朝贡者大多就是商人。五代十国时期,连续占据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都注意发展海外贸易,从中取利。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法讲求。”(《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海船出海贸易并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梦梁录》卷12《江海船舰》)。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都市。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14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

元朝末年的动乱,使泉州受到很大破坏。明朝建立后,为防备倭寇,推行禁海政策,更导致泉州海外交通的衰落。郑和下西洋,第五次“前往西洋忽鲁谟斯(今伊朗霍木兹——引者)等国公干”,曾经在泉州停留(见泉州灵山《郑和行香碑》)。但此后就默默无闻了。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传统的海上丝路交往逐渐消失。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人们忘记了我们祖先有过征服海洋的光辉历史,忘记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忘记了曾经辉煌过的“刺桐”港。

20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不倦努力,证明古代外国人记载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曾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伟大的贡献。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在泉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激起了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广泛兴趣。可以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泉州与海上丝路历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新的更大的进展,而这方面研究的进步,又会激发我们开拓进取,去努力争取经济、文化建设的更大成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 陈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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